论坛｜第六届东方唯识学专业委员会年会学术综述

2022年11月19日—20日，第六届东方唯识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于线上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忻州市佛教协会、忻州市宗教研究会主办，忻州翰林寺寺协办，忻州佛学院、东方唯识学专业委员会承办。

会议汇集了山西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法鼓文理学院、南华大学、新亚研究所佛学中心等多所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忻州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戒幢佛学研究所、温州佛学院等40余位专家学者与法师，他们围绕六个主题，汇报了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

新亚研究所佛学中心陈雁姿、向瑞屏发表《从九相探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中静虑波罗蜜多之要义框架》。文章以《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梵文本为基础，同时对照玄奘法师的中译本，以“九相”为框架，通过“本质与差别”、“门径与类别”、“自利利他与饶益有情”、“不共二乘”四个范畴的分类，细致梳理了《菩萨地》对静虑波罗蜜多的说明。

法鼓文理学院佛教学系博士候选人陈陶发表《弥勒菩萨和弥勒论师》。文章首先介绍了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提出的“弥勒为历史人物”的理论，进而概述了英、日、汉语学界中支持宇井伯寿之说的学者的理由以及反对其学说的学者反驳，最终认为存在作为历史人物的弥勒论师，现存《瑜伽师地论》主要源自无着对师说的综合，而无着上升所咨问的弥勒菩萨则不同于弥勒论师。

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研究生道承法师发表《隋代弥勒信仰兴衰探究》。文章首先介绍了汉地弥勒信仰的历史背景与经典依据，进而从弥勒经典的传播、民间弥勒信仰的盛行、朝廷对弥勒信仰的扶持等角度展现了隋代弥勒信仰的情况，将隋代弥勒信仰的衰落的原因归结于民间政治运动与弥陀净土信仰的繁盛，提出我们应以此为鉴，坚持以人间佛教的路向弘扬弥勒文化。

南华大学宗教所教授黄国清发表《往生弥勒净土的菩萨行意义——以窥基〈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为主的探讨》。文章以窥基法师的《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为核心，考察了弥勒菩萨的权实二身对修行者的双重意义、弥勒净土的往生难易、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等其他净土的区别等弥勒信仰中的重要问题。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维中发表《唐代唯识宗诸师的弥勒信仰》。文章通过对历史文献与唯识著作的深入考察，展现了唐代唯识宗祖师玄奘、窥基的弥勒信仰的特点，玄奘向往上生弥勒净土且区分了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并编译了相关的敬礼弥勒佛的仪轨，窥基的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往生弥勒净土的“六事”、“十法”等方法，并从唯识学角度对弥勒净土、弥陀净土等净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赵文发表《弥勒信仰与佛教瑜伽的观想实践》。文章从佛教文献中的“无着见弥勒菩萨”的记载入手，提出此事件与无着的瑜伽行派禅观有关而非单纯的想象，进而分析了西北印瑜伽师中以观想为特色的禅观传统与瑜伽行派禅观传统的历史渊源，最后通过对源自西北、中亚的汉、梵禅经的考察，指出历史上确实存在观想弥勒菩萨的禅法，这些禅法是“无着见观见弥勒”事件的背景，也深刻影响了汉地的弥勒信仰。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群志发表《〈唯识三十颂〉九种译本合编及现代导引》。文章在引论中对唯识学思想进行了精要的说明，并对当前佛教研究方法论进行了深入地反思，主体部分则是对《唯识三十颂》梵文本、四个源自梵藏的中译本、五个英译本的合编，为我们理解唯识学思想提供了宝贵资源与更为全面的视角。

台中慈善寺法光法师发表《〈菩萨律品〉广大注解》。文章概要性地介绍了最胜子所作的《〈菩萨律品〉广大注解》的主要内容，主体则是对《〈菩萨律品〉广大注解》藏文本的汉译，此文献对菩萨律仪的体性与作用、律仪与戒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精当的说明，其汉译为汉语佛学界了解瑜伽行派的戒律理论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源。

忻州佛学院教师、山西大学兼任研究员法照法师发表《〈体义伽他〉与“分教”》。文章着眼于《瑜伽师地论》中〈体义伽他〉一节的偈颂来源问题，依循印顺法师对《杂阿含经》与九分教关系的研究，考察了〈体义伽他〉一节所引的两群偈颂与九分教中的祈夜、记说的关系，展示了《瑜伽师地论》对九分教中前三分教的重视。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堀内俊郎发表《〈楞伽经〉“罗婆那王劝请品”的文本批判评论》。文章详细分析了现有的几种现代学者编纂的《楞伽经》梵文校本的不足，结合五种写本与两种译本，编纂了《楞伽经》第一品《罗婆那王劝请品》的梵文精校本，并附录汉、藏文本作为参照，为《楞伽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

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东西哲学与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赖贤宗发表《〈中边分别论〉的三性说之中的依他起性清净分的本识问题的诠释》。文章以真谛译《中边分别论·相品》为核心，广泛参照其他文本，着眼于三性中作为染净中介的依他起性，详细探讨了真谛译本中的“本识”概念所具备的根本识与净识的意涵，以及其在唯识学的解脱论中的意义。

温州佛学院释则生法师发表《〈三自性颂〉的三性思想》。文章结合《三自性颂》的梵、藏、汉文本，指出此论属于无相唯识著作，并对此论中的三自性的定义、心识的模式、三自性的关系、幻术喻、修行次第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解释。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特聘教授马丁·德尔海（Martin Delhey）发表《印度瑜伽行派中的种性论（The gotra Theory of the Indian Yogācāra School）》。文章从词源上考察了gotra作为“种姓”原始含义以及汉译“种性”这种表达的意涵，进而通文献分析指出五种姓理论在印度文献中已有原型而非东亚唯识学者的创造，后世出现的反对五种姓、主张一乘的解释可能是一种重新诠释，而从历史渊源看，瑜伽行派的五种姓理论并不是一种歧视性的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华群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赵东明发表《护法论师〈大乘广百论释论·破常品〉之“破常”理论探析——以其对提婆论师〈广百论〉该品第4颂的解释为中心》。文章首先概述了《大乘广百论释》的文献背景与先行研究情况，进而对《破常品》第4颂进行了全面的疏解，对提婆《广百论》与护法论师的《广百论释论》的论证逻辑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此处的论证不应简单地视作归谬法，可能存在“歧义解释”等问题。

闽南佛学院释升弘法师发表论文《所缘缘假实问题之探微》。文章基于玄奘唯识学的问题意识，渐次深入地在“识转变”、“相见同种别种”、“三类境”语境中讨论了所缘缘的假实问题，展现了玄奘唯识学的理论特色。

苏州戒幢佛学院释净智法师发表《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基于瑜伽行派的解读》。文章从瑜伽行派的角度对“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这一汉传佛教的流行区分做出了细致的解读，通过对“识”、“智”二词的词源学考察以及对瑜伽行派著作中与“识”、“智”相关的不同理论的分析，展示了此理论的真实意涵，也对汉传佛教其他派别的某些解释做出了回应。

江苏佛学院清凉学院教师余翔发表《关于心和心所的“同一所缘”问题》。文章主要探讨了《瑜伽师地论》中 “同一所缘”与《成唯识论》中“所缘相似”两种关于心与心所的所缘的两种不同说法的背景以及调和的可能性，结合唐疏关于两种说法中的“所缘—行相”与“亲所缘缘—疏所缘缘—见分”的匹配方式的争议，最终认为“所缘相似”是对“同一所缘”的补充而非修正。

科伦坡大学佛教学系博士张晓亮发表《世亲思想转变的考察——以〈成业论〉为中心》。文章通过对世亲《成业论》中对“心”的词源学解释、对阿赖耶识的四个论证与三思说的思想史考察，提出世亲的《成业论》已经深受《瑜伽师地论》与《摄大乘论》等大乘瑜伽行派论典影响，其思想立场已经转向瑜伽行派。

闽南佛学院国际部执行副主任祖光法师发表《辨析“识”思想在早期佛教与后期瑜伽行派中的发展——基于〈增支部〉与〈楞伽经〉（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Viññāṇa/Vijñāna Idea in the Early Buddhism and the Later Yogācāra School——Based on Aṅguttaranikāya and Laṅkāvatāra Sūtra）》。文章指出早期佛教文献中的“心（citta）”、“意（mana）”、“识（vijñāna）”等概念没有被严格区分，而瑜伽行派逐渐以三者分别指代阿赖耶识、末那识与前六识，而“识（viññāṇa/vijñāna）”、“阿赖耶”等概念在上座部佛教与《楞伽经》中则还有其他不同的意涵。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张与弛发表《〈瑜伽师地论〉中的“思”》。文章通过对《本地分》、《摄抉择分》等文献中“思”心所的定义的考察提出，一方面，由于思心所本身被视作相应善、恶，所以上述文献中未清晰地凸显其与“道德决断”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阿毗达磨中法的分类方法的内在特点，导致行蕴与思心所的关系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

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道弘法师发表《从有部时间观看“得”“非得”》。文章论述了有部中作为不相应行法得、非得在解释系缚与解脱、法的生灭、法的三世得等问题中的作用，探讨了为何得不能作为业果联系的中介与真谛的“同随得”概念，以及得、非得如何作为区分凡、圣的标准。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佛教思想史暨人间佛教学研究院院长程恭让发表《从〈宗镜录〉的引用及疏证看〈大乘庄严经论〉对宋以后中国佛教义理学建构的影响》。文章以《宗镜录》中十四段对《大乘庄严经论》文字的引用阐发为核心，对照梵、蔵、汉译本，详细探讨了《宗镜录》对《庄严经论》阐释的特点及其基于原文所做的新发挥，进而展示了《庄严经论》对宋代之后中国佛教义学的独特影响。

忻州佛学院存德老师发表《玄奘的王权叙事与宗教意图》。文章结合玄奘本人的启、表等一手资料，展示了玄奘如何通过处理自己与国家、皇权的关系，而将王权圣化、神化与佛化，将汉地阐发为“中国”，最终塑造唐代的帝国意识。

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忠伟发表《天台、唯识论辩关系与中唐天台“圆教”形态的转化——以湛然〈法华五百问论〉为中心》。文章认为窥基的《法华玄赞》虽然未必有对抗天台的意识但在思想上对天台学构成了挑战，而湛然的《法华五百问论》等作品则在狭义的宗派竞争中建立了新的“圆教”概念以应对唯识、华严与禅宗的挑战，同时湛然还吸收了当时儒、道二教的思想，构成了以“无情有性”说与新止观之学为特色的新“圆教”概念。

闽南佛学院博士研究生释行蕾法师发表《真谛唯识学中的两种真如与转依》。文章提出真谛唯识学中依据是否遣除遍计所执性，区分了有垢真如与无垢真如，对应则可区分出凡夫位“识有境无”的“乱唯识”与圣者位“境无故识无”的“净唯识”两种唯识义，依之可以理解《摄大乘论》中以清净依他起性为核心的另一种转依解释，而真谛所说的阿摩罗识则是无垢真如，而非如来藏系中的因位智、如合一的如来藏。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许伟发表《从“五重唯识”到“五重唯识观”——对“唯识方法”的反思》。文章考察了“五重唯识”的原始意涵以及其在汉地、日本被阐释为“五重唯识观”的思想历程，反思了“五重唯识观”解释的内在问题，探讨了新的哲学诠释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郑屹君发表《慈恩章疏入藏考》。文章考察了历代藏经中慈恩寺基法师唯识著作及其注疏的收录情况以及部分著作的争议性问题，指出慈恩章疏在北宋时增补入《开宝藏》，后由《赵城金藏》覆刻而保存于《金藏》，元代修复增补《金藏》而编订《弘法藏》、编纂《至元录》时一些章疏又采用了当时唯识学者编订的版本，而南方系藏经长期没有收入慈恩章疏，明初藏经仅曾收录义忠的《百法论疏》，直至万历年经随着晚明唯识学兴起才有部分时人的著作被增补入《永乐北藏》与《永乐南藏》。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西北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后李子捷发表论文《勒拿摩提与汉译〈究竟一乘宝性论〉的翻译问题》。文章结合僧传与目录全面考察了《宝性论》的译者争议、翻译时间、作者传说、论题等历史与文献等问题，同时通过文献对勘展示出了《宝性论》与真谛所译经论之间的密切关系。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陈鑫发表《唯识学如何说不可说》。文章围绕哲学史上“可说—不可说”的划分与不可说者的意义，用唯识学的视角考察了被视作不可说者的“自相”、“第一义谛”、“唯识性”等是如何被论述的，唯识学认为可以基于可说者来说不可说者，可说者则基于量论，量论又以现量为基础。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姚彬彬发表《近代中国佛学界与日本的〈大乘起信论〉辩伪研究——以梁启超、章太炎、欧阳竟无为视角》。文章以近代中国学界的围绕《起信论》真伪问题的论辩为核心，考察了梁启超、章太炎、欧阳竟无三人关于此问题的思考以及他们与日本学者观点的异同，提出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考据之风虽然确实受到日本学风影响，但一方面中国学界的考据之风也有着清代考据学术这一更为深刻的思想背景，另一方面中日佛学研究的影响也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黄敏发表《理解、解释与融会——对熊十力重建唯识学理论的反思》。文章通过对“缘起”和“生成”的区分，说明了佛教的“缘起论”与熊十力所关注的“生成”问题的差异，进而讨论了本源的染污与清净问题，最终说明了熊十力重构唯识学的问题意识。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睿明发表《心藉心所法起用之中的“量智”——熊十力〈新唯识论〉中的恒行数与别境数》。文章全面考察了熊十力对“心”、“心所”、“量智”的阐发，熊十力的“量论”的核心，是通过量智作用而有良知推致下的物象世界即的生化流行，而量智的生起则体现在心藉心所法起用的过程中，熊十力将唯识学的心所重新分类而强调“恒行数”与“别境数”，以此解释关于本心与习心等重要问题。

新亚研究所佛学中心研究员宝僧法师发表《〈因滴论·破第五相具意图单一性〉注译研究》。文章首先介绍了《因滴论》的文献情况与先行研究，主体是则是对法称《因滴论·破因六相品·破第五相具意图单一性》的中译本与梵、藏文本，法称继承陈那的因三相之说，而对当时存在的在因三相外增益“具无违害之境性”“具意图单一性”与“已知性”而提出的因六相说进行批判，此文本中法称主要是指出论敌所增益的第五相有“相违决定”的错误。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汤铭钧发表《月称对陈那自相与共相二分的批判：〈净明句论〉（PsP 1, §§83–107）译注研究》。文章主体是对月称《净明句论》中破斥陈那的自相与共相理论部分的中译，法称对陈那的批评主要是指出，能量与所量的区分会导致无穷回退，相与所相的区分无法成立故二相乃至二量都无法成立，月称最终认为应该仅仅依据相互依赖来成立世俗。

温州佛学院释则生法师、程方玉发表《宝藏寂论师“内周遍”思想》。文章以印度宝藏寂论师的《内周遍论》为核心，对因明中能立因与所立法之间的周遍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述了宝藏寂论师基于刹那灭的理论所提出的内周遍理论与对外周遍理论的批判。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顾鹤（Eberhard Guhe）发表《打破正理派之禁忌——〈联合条件宝鉴〉对非良基属性概念的辩护（Breaking a Taboo in Nyāya: The Upādhidarpaṇa’s Defense of a Non-Well-Founded Property Concept）》。文章主要考察了《联合条件宝鉴》一书所反映的新正理派思想的特点，新正理派采取五支论式，重视证因与所立法之间的遍充关系，“联合条件”则是指与某者结合后而能与另一者构成遍充关系的条件，《宝鉴》则将其定义为“作为一个属性，它是一个绝对缺无的对应实项”，这一定义打破了传统整理学者对“自我依存”的理解，可以从现代集合论中非良基性的角度进行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王俊淇发表《保卫世俗——月称对陈那“相”的概念的批判》。文章主要梳理了月称的《明句论》对陈那的相理论的批判，月称一方面认为量不是胜义，另一方面指出陈那对量的界说不符合世俗，进而通过对“量”、“相”等词的词源学分析批判了陈那量论的内在问题，最终指出世俗本身有解脱上的价值，陈那量论导致世俗的毁灭，而基于直接知觉、推理、正教与类比四种世俗的量，世人才可建立对对象的理解。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陈帅发表《唐代因明的“所立”概念——兼论窥基对陈那因明学说之论辩特质的表述》。文章主要研究了唐代因明学者对“所立”概念的理解，特别提出窥基在对古师与陈那的学说的区分中将陈那的“所立”确立为争论的对象，强化了陈那因明的论辩特质。

山西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李恒威发表《人工意识与整合信息理论》。文章总体性的介绍了当代认知科学对自我、意识、身心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从现象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方法论四个角度介绍了意识研究的基本问题与东方唯识学能为现代意识研究提供的助益，同时从整合信息理论的观点探讨了赋予机器以体现的限制以及实现人工意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