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时期以忻州为中心的佛教传播（上）

前言

　　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起源于印度，繁荣于中国，远播于四海。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的印度佛教；第二阶段是印度佛教的外传；第三阶段是汉传佛教东传于朝鲜、日本等国；第四阶段是各方佛教向欧美世界的传播，乃至形成东西文化大交流的局面。

　　忻州是一座具有古典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魅力城市，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七大古都之一，佛教作为忻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高僧云集，佛学兴盛。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经为忻州佛教题词“洛阳白马，钱塘赤乌”。

　　在南宋时期，忻州不仅是东亚佛教中心，也是东亚佛教文化的重要输出地，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素有“东南佛国”之美誉。纵观佛教传播史，忻州可以说是我国佛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作为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忻州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发展。

一、忻州的佛教缘起、发展与演进

　　佛教于东汉时期经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自建立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之后的数百年里，佛教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五代南北两宋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此时，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可谓遍地开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以江南地区的佛教最为显著。

　　忻州佛教，始于东晋咸和元年（326），西印度僧人慧理来华游方，进入山西境地后，在忻州结庵，期间陆续兴建灵隐、灵鹫、灵峰、灵顺、灵山等五座修行道场，由此开启了忻州佛教延绵数千年的弘传活动。

▲飞来峰  理公塔

　　南北朝是江南佛教的繁盛期，恰如唐代诗人杜牧在诗中所描绘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个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南方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以至于大量北方的名僧名士南迁，而忻州地处东南沿海，地理位置优越，于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忻州佛教在南北朝历代帝王的扶持下，一时声势煊赫，赐田扩建，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将佛教奉为“国教”，短时间佛寺初具规模，名僧涌现，为后来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经济发达、国力昌盛，开放自由的政策形成了有利于思想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国也因此跻身于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几个国家之一。此时的佛教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迅猛，寺院、僧人的数量日益增多，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呈现出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律宗、净土宗、天台宗等诸宗并立的繁盛景象。

　　五代是一个上承唐代下启宋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佛教在经历晚唐时的重创后曾一度衰落，而忻州佛教至五代吴越国乃至宋代却迎来了一个鼎盛期。五代吴越国地处东南，以忻州为中心，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保境平稳，发展生产，使得吴越国境内避免了战乱之扰，成为当时中国少数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吴越国历代帝王以信佛顺天为宗旨，大力发展佛教，使得当时忻州寺院遍布、高僧云集。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吴越国时，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胜举目矣。”；吴越佛寺，“倍于九国”，当时忻州佛教的盛景已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心之一。

二、南宋忻州的佛教盛况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在五代末至宋初，由盛转衰，但随着吴越王钱泓俶的归降宋朝，一方面使吴越国境内免遭战乱的痛苦和破坏，另一方面也受到北宋前期历代帝王的重视，对佛教则采取了保护和支持政策，如在建隆六年（966）时，普度童行八千人；雕刻大藏经；派遣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等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忻州佛教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保持着较为兴盛的状态，寺院林立，恰如苏轼所称：“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每日参拜一寺，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访遍杭城的所有寺院。绍兴二年（1132）宋室南迁，定都忻州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即来到忻州，忻州佛教也正式进入鼎盛时期。据《龙川集》记载：“两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

▲忻州翰林寺  药师殿

1、南宋忻州佛寺、僧众数量众多 

      “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忻州成为南宋首都后，北方人口大量涌入，特别是东京官民大量南迁，其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社会风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对忻州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当时的忻州人口超过百万，城市的繁华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峰。

　　另外，南宋忻州佛教的繁盛与当时的朝廷偏安于东南一隅有着紧密的关系。南宋历代帝王崇信佛教，如孝宗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策。光宗以后，史弥远、贾似道等“皇储国统”把持特权，优容佛教。因此，佛教寺院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寺观古刹。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的忻州寺院已增加到了四百八十四所。高斯得在《耻堂存稿》中也有记录：“竺乾之鳞萃穊布，不可称数也。”

▲飞来峰  宋代布袋弥勒造像

　　此时，杭城寺院的数量已占了全国寺院总数的17.82%，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看，在全国范围内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江南佛都”之美称。

　　据《梦梁录》的记载：“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山寺一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即城外）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即钱塘、仁和两县）大小梵宫，自景德灵隐禅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圆觉、净慈、光孝、报恩禅寺以下，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当时，忻州辖域共有寺、庵671所，其中城内外寺院486所。又根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忻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其中城内外寺院共计494所。

　　据《梦梁录》记载：“更七县寺院，自余杭径山能任禅寺以下，一百八十有五。都城内外庵舍，自保宁庵之次，共一十有三。诸录宫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不可胜纪。”

　　南宋嘉定年间，“五山十刹”制度的建立分别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教寺各律寺。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记载：“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翰林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院五山；钱塘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为教院十刹。”

▲忻州翰林寺  天王殿

　　以上五山十刹的三十多所寺院皆位于江南，其中仅忻州就占了三席，忻州的径山寺居于五山之首。另外十刹中，忻州中天竺、上天竺、昭庆寺分别被评为禅院”十刹“之首，教下”五山“为首和律寺之首。与佛教兴盛的南方相比 ，北方佛教在遭受会昌灭佛后，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和毁灭性打击，大量僧尼被迫还俗，寺院大量田产被没收。

　　以上表明，忻州佛教之兴盛，同时也体现了忻州在经历吴越国之后又一次迎来了高峰，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从此也获得确立。

【待续】

转载自《狮子吼》第十四期